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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社会政治思想在当代的意义

作者简介：张涅，本名张嵎，男，1963年1月生，浙江岱山县人，现为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讲授先秦文学和诸子思想，曾在《国学研究》、《文献》、《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著有《庄子解读——流变开放的思想形式》（齐鲁书社，2003．9）、《先秦诸子思想论集》（上海古藉，2005．12）、《〈庄子〉入门》（上海古藉，2006．8）。

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建设，需要吸纳西方和本民族已有的思想资源。先秦诸子思想为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无疑该特别重视；其中最重要的儒、墨、道、法四家中，墨家又尤其不可忽略。

墨家讲“兼爱”（也即“义”），以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的无血缘等差的爱为价值原则，在先秦影响极大，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汉以后似乎突然中绝，其实并非如此，只是转入到了民间，成为民间社会的价值观之一。“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语，就是众人通晓的对“兼爱”说的解释。在历史演义、话本小说这些俗文学作品中，这种价值原则也有充分的表现，例如《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水浒传》的“聚义厅”，核心就是一个“义”字。“义”和“忠”、“孝”结合在一起，构成民间社会最一般的价值体系。这样的“义”显然不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也不能适应小农业文明以家庭为核心的经济和伦理形式，所以被社会主舞台忽略和排挤。明清以降，受西方科技文明的冲击，《墨子》中有关科技内容的“墨经”部份受到重视。俞樾曾说到：“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墨子间诂序》）按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讲《孟子》能解决精神文明的问题，讲《墨经》能促进物质文明。而墨家的社会政治思想，虽然也被不少有识之士提到，但并没有得到普遍充分的重视。

实质上，在现代社会，墨家的政治思想比儒、道、法三家更有批判继承的价值。儒家思想以家族血缘伦理关系为核心，与小农业文明的发展需要相联系，但是到了现代，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基本消亡。信息和交通的高度发达，提供了广阔的生活、就业空间，子女外出谋职是很正常的事，年老一辈的生活也逐渐由社会机构来解决，如此，“孝”更多地只剩下心理情感方面的意义。至于“悌”，许多人可能连兄长也没有，更谈不上了。可以说，传统儒家伦理已不再具有建构和维系全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庄子道家思想肯定个体精神的价值，叩问自由的意义，但是他在探索实践的可能性时脱离了社会环境，只有个体的绝对性，否定个体存在于整体中的客观性和一切政治活动的意义，这就成为了梦中的蝴蝶，只对于个体的精神理想有意义。而老子和法家的阴谋权术、专制主义，是民主社会绝对不能容纳的，已经被历史所唾弃。与这三家不同，墨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本身具备许多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成份。

墨家由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组成，他们不依附于某个贵族，身份相对自由，相互间一般也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他们没有地位的贵贱之分，不讲究血缘近疏的差别。这大概是墨子批判孔子“仁爱”思想，提出“兼爱”说的个体经验因素和社会基础。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自然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因为这类成员和这类组织形式在一个小农业文明的社会里不是最基本的，小农业文明不能提供这样的思想实践的土壤。但是，随着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时代的轰然来临，家族社会的形式开始消亡，城镇化规模越来越大，工人、职员和市民成为了社会的基本成员，血缘关系不再是构成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他们以原先相互陌生、独立和平等的个体，共同生存于某一个工作场所，组合成公共社会，自然需要建立相互关爱和谐的关系，其中的价值原则显然可以由“兼爱”说蜕变而成。他们以职业的类别建立行业协会，以不同的爱好组成俱乐部，组织形式也与墨家团体相似。事实上，“兼爱”说在当代已经开始有宣传和实践，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流传的“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口号，近年一些城市开展的“义工”活动，是很典型的例子。

墨子“利”的思想更加有现代意义。“利”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指物质利益，例如“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下》），它要求保障平民的生存权；第二层指国泰民安的整体利益，即“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后者强调道德手段和功利目的的统一性，以“交相利”作为社会政治的目标，特别有价值。众所周知，孔孟讲礼义时侧重于“教化”，侧重道德本愿，以至政治理论不免于迂阔；而法家又趋向另外一种极端，只讲功利目的，不择手段，政权建立在强制性之上，缺乏民情民意的认同。与此相比，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避免了两者的偏误，既要求社会不同成员的相互利益，又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如蔡元培说：“其兼爱主义，同时为功利主义。”（《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3月版，36页。）这种思想，在封建时代自然也是迂阔的，但是在当代却有实践的可能和价值，现在奉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妨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换个角度，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看，也可以认识“交相利”的价值。中国三千年来的政治思想史，概之可以说是从周公之“礼”到邓公之“利”。周公承“天道”信仰落实于“人道”，以礼乐文明建设作为政治的关键，是抓上层建筑，其影响一直到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邓爷爷作为一位历史巨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政治活动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讲究并追求实效，这就是一个“利”字。其中的思想渊源，显然可追溯到墨家那里。

“节用”、“非乐”的思想也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节用上》），这是反对以国家需要的名义浪费财物的呼声。“非乐”的“乐”，不是“音乐艺术”的“乐”，而是“享乐”的“乐”。“非乐”就是反对侈奢享乐的生活方式。“是故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非乐上》）这种思想可以补那些堂而皇之口号的偏失。毫无疑义，城市和国家作为人的群体存在的场所需要形象，艺术活动也是人类精神所需要的，墨子简单的否定有其平民主义狭隘性的一面，但是，它对于过度膨胀的贵族主义倾向是一种针砭。尤其在平民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也不能保障的.情形下，它的思想更有批判性，更为可贵。当前，我们就面临这样的境况。一些地区有大量的失业工人、低收入家庭，农村九年制义务教学也难以保障，形象工程却富丽恢弘，这其中不损害了城市平民和乡村农民的利益？那些用上亿元人民币堆积出来的金牌，与数百万读不起书的孩子和家庭联系在一起，又怎么不让人想起墨子的这些思想。1998年，建筑学家张开渠看到长江洪水后灾区的困难，呼吁暂停建设国家大剧院，就让我们听到当代墨者的呼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当也应该以勤俭为原则，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吸取墨子“节用”、“非乐”的合理思想。

《墨子》中还有《明鬼》和《非命》篇。《明鬼》讲“鬼神之有，岂可疑哉”，肯定鬼神的存在及其价值。《非命》则说：“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否定天命的存在。两者似乎矛盾，其实也大有意义。墨子的这种思想，正是基于个体经验之上的合理认识。个体是有限的存在，宇宙世界则是无限的，因此个体的经验认识必然是有限的，还有广大的领域不能够涉及。显然，个体只能在经验能涉及的领域内讲“理性”，而经验不能涉及的领域只能求之“信仰”。“明鬼”说和“非命”说并存，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前者肯定鬼神，是一种信仰，后者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理性精神。这种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有启示。我们汉民族有发达的实用理性，但是缺乏崇高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帮助解决生命终极性的问题；而且，没有宗教信仰作为内核，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原则也缺乏制约力。这是汉民族文化的困境。刘小枫宣传西方的基督教精神，任继愈、李申昭显儒家的宗教性功能，目的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由此看，由《明鬼》和《非命》的思想组合入手，探析汉民族文化思想的合理构架，也似不失为一条路径。

另外如“尚贤”、“非攻”思想的现代价值，前人论之甚多，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墨家思想也有一些需要批判的成份。例如“尚同”说，虽然本愿在于国家安定，平民免受社会动乱的苦难，但其方式很容易被专制主义利用，不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原则。但是，这一些是次要的。我们要建设新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寻求合理的传统思想资源，墨家学说应该受到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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