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收藏名甲江南，而从第一代主人顾文彬开始，顾家书画就有买有卖。对买画，因其重要藏品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传至今日者亦复不少，今人自能知其大概，但卖画情况，过去只有些蛛丝马迹，难得其详。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然而，《过云楼日记》和《过云楼家书》近年整理出版，全面改变了顾氏书画收藏的研究条件。这些由顾文彬亲自写下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大量与书画买卖有关的细节，让人们得以勾勒出一幅过云楼前期书画鉴藏、交易活动的全景图卷。

按《过云楼日记》，同治九年三月，顾文彬入京候选，随身携带书画一箱，当月二十八日到京，四月一日就将画箱抬至博古斋，托店主李老三代售。是年第八号家书说：“京中所重亦是四王恽吴与沈文唐仇，我所带之物甚合销路。至于眼光，虽李老三已算巨擘，然不如我与汝远甚，见石谷两册，深以为真，其易欺可见。我即托其代销……刻下恰有外官两三人在京，箱中物拣去八件，如可成交，约可得三百金。据此看来，此种生意尚可做得。我在京候选，川费不轻，兼做贩书画客，不无小补。”

取走八件书画的外官，就是借画给翁同龢看的尹杏农。杏农是尹耕云的别号。顾文彬四月初五的日记说：“尹耕云托蒋子良问书画价……余虽告以所择八件索价四百余金，然因李老三是经手人，嘱其不可撇却也。”这笔生意最后成交三件，“销去座位帖一本、石谷碎墨一本、廉州山水一卷，得价一百四十两”。《翁同龢日记》中所谓“负照卷”，即廉州（王鉴，字圆照，曾任廉州知府）山水卷，“负照”乃“员照”的手民之误。

顾文彬在京期间，对书画买卖颇为用心。他带来的书画销路不畅，便要求家中续寄。同时他也买了若干书画，除了一部分自己欣赏的精品外，也不乏低档货色，寄回苏州供儿子顾承售卖。在给顾承的家书中，他屡屡讲起生意经：“石斋绢本字卷，东洋庄有销路，亦不可贱售。如售去，急须添补，因石斋字卷册并无他件也。”“大约书画日少一日，次者、赝者固宜售去，其真而佳者亦须买进，如待价而沽，总可得善价。如此，则孙辈讲书画一节尤不宜缓耳。”“所买书画精品居多，设使变价，均可占钱。即绫本各轴，谅亦可得价。”此时，卖画是顾家正经生意，以赚钱为目标，只要价钱合适，即使卖掉精品也在所不惜。

顾文彬与孙顾麟士

在京候补的十个多月里，顾文彬用度窘迫，苏州家中也接济不易，故对卖画补贴日用抱有很高期望，而京中卖画收入二百五十三两，确实“不无小补”。他卖画并非偶然为之，尝见其写给在湖北任职的汤世镛（字彦泽）一函，内云：

彦泽仁兄大人阁下。一别数载，驰系弥深。夏初赴鄂，匆促即归，未及握晤，一罄积怀，尤为歉仄。盛杏荪世兄来苏，述及起居安吉，深以为慰。并悉任职之暇，博雅嗜古，清兴颇多，可谓与弟同癖。弟杜门息影，独于书画一道，娓娓不倦，数年以来，所蓄遂多，惜云山迢隔，不获与方家共相欣赏也。阁下淸秘所藏，精品当复不少，如明之文沈唐仇、国朝之四王恽吴，共得若干种，能将目录开示，藉寄寤思，他日重作楚游，便可按图索骥，一增眼福也。兹托杏荪兄携带法帖书画数十件，可向取观，未知有足入赏鉴者否？专此布泐，顺颂台安，诸希荃照不宣。愚弟顾文彬顿首。

函中提及“夏初赴鄂，匆促即归”，当指顾文彬于同治四年四月应湖广总督官文之招赴汉阳节署，旋即返苏。此年他托盛宣怀携带到湖北销售的法帖书画达数十件，可见其书画生意很早就开始了。

顾麟士 吴昌硕 松顶层峦图

同治九年闰十月，顾文彬补授宁绍台道员，转年二月莅任。宁绍台道兼管海关，是个日进斗金的美缺。“不差钱”让顾家的书画生意有所变化。一方面顾文彬仍想多卖一些，并将家藏书画全部标上价钱，希望“后人如能待善价而沽，虽散去亦无所憾”，另一方面又谆谆告诫顾承，不可出售佳品，并且要按照他定的价格出售。如同治十年第四十三号家书说：“德尚衣（苏州织造德寿）亦欲搜罗书画，曾与汝说过。能售一大票甚妙，但切不可贱售，尤不可将佳品售去，因我家此时光景，非昔比也。”第五十六号家书说：“书画中如有见而求让者，只可将好充头如楼氏所得恽十万图及王吴合册之类，以及虽真而不妙者，方可让去。若上品之物，虽得差价，亦不可让。至要至要！”后来顾承以一千余两巨款向李鸿裔（香严）售出一批书画，内有顾文彬喜爱之物，这让他大发雷霆，严令讨回，最后以李鸿裔退货了事。

此刻顾家卖画所得，也不再补贴家用，而是用于补贴购画所需，用顾文彬的话说，就是“推陈出新”，“换些上等之物”。虽然“自从弄书画以来，出进之间，颇多沾润”，但书画生意已经不是顾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了。

顾文彬致汤世镛函，同治四年

从日记和家书看，顾氏卖画的渠道多样，有自己推销的，有委托掮客代售的，还有朋友如吴云等撮合的，更多的是顾承在苏州家中卖给慕名而来的顾客。顾文彬在宁波任职期间，家中一度想开设书画铺、游艺馆，都被他制止，认为如此必多欠账，难以追讨。

顾氏虽为官宦人家，一旦做起书画生意，也难免沾染诈伪之习。卖品首选下驷、赝品，以次充好、以赝充真就在所难免，即便对亲朋好友也是如此。李鸿裔是顾文彬过从频密的好友，看上他家的“大、小米卷”。顾文彬明知这个卷子“靠不住”，却在家书中特别嘱咐：“伊如欲得，非六百金不可。此等物既归过云楼鉴藏，指为真龙，谁曰不然。”

顾家有时也弄些移花接木的手段。顾文彬在京时，买来无款山水小幅，想着“正好添气节大名如方孝孺之类”；他买到一张仇十洲画片，惜无题跋，而在京曾得诗笺一纸，乃傅青主（山）之侄所书而无款，其字与青主相类，于是他打算另摹傅青主印，补印于诗笺之后，即作为十洲画跋合装一卷；他又听说沈济之处藏有翻刻的《虞恭公碑》碑石，每份裱好的拓本要售二三十元，因此指示儿子：“即向其买一本与京中本校对。如是一石，用佳纸佳墨拓数本，加以重装，可充旧拓得善价。其石如肯送人，购藏于家，无异美产也。”

除了利用现成字画碑帖添款、做旧，顾家还自己动手制作假书画，售卖牟利。在同治十三年第六十二号信中，顾文彬给顾承讲了一个“笑话”：“金少芝寄来两轴，一倪一麓台。倪即汝作伪，我一望而知。此事可入《笑林》。”

顾承造假售假，在当时大概也不是秘密。张謇于民国三年得到过云楼旧藏《张云林九龙图》，跋云：

此吴县顾子山家物，甲寅得自京师碑贾，盖自江南稗贩而去，时余方求十二辰画也。顾曾官清宁绍台道，拥厚资，富收藏，政声无闻焉，顾犹愈于凡俗委琐之夫也。子亦善画山水，喜仿古人名作弋重价，此则非周东村寒素鬻画者可比也。（《张謇全集》6，第39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号称江南第一收藏家的苏州过云楼，富而作伪，已经够离奇了，但还有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用假画掉换别人的真画。

先是，同治十一年，顾文彬与李鸿裔公请顾若波（澐）馆于二人之家，临摹古画。在李家，从李鸿裔《苏邻日记》看，顾若波临了不少古画。在顾家，顾文彬则另有安排。在当年第一百三十五号之不列号家信中，顾文彬对顾承说：“传闻陆时化收藏名品，俱请名手摹成副本，以应有势力者之豪夺。此举未免过虑，然亦未始非良法。现在请若波所摹各种，切勿着一字一印，应如何落款之处，俟与汝面商妥协。”

父子商议的结果，就是顾若波不落章款，临摹作品成为原作的副本。过云楼藏萧云从《青山高隐图》光绪间散出，归邵松年收藏。他于丙辰年（1916）另纸题跋（署名息老人）云：

“顾子山先生精鉴别，富收藏。在道咸间名重一时。闻其所藏名迹，多延善画者临有副本，庐山真面不易得见也。后诸子分析，各得若干，遂不免出而易米，然佳者多为文孙鹤逸收去。此卷与十洲《独乐园图》皆当年流落至京，却皆非副本也。”（《木扉藏明遗民画二十家》，《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

可见顾氏藏书画临有副本，也为世人所知。这些副本有时就派上用场。

同治十二年九、十月间，居住在宁波的秘献卿（或书仙卿）去世，身后“私债山积”，由宁波知府边仲思（名宝诚）主持，将巨然画卷（应即《过云楼书画记》著录的巨然《海野图》卷）以400元卖给顾文彬，另将零星书画拿来给他欣赏。十月二十二日，顾文彬将这几幅画寄回苏州，对顾承交代说：“老莲笠屐图对临一幅，还旧裱就还之。麓台轴如以为佳，亦只可觅旧纸对临暗换。若以他幅相易，断乎不可，因仲思极细心，认得逼真，万难掩饰也。”数天之后他又催促说：“老莲、麓台两轴，既已对摹，以赶紧为要。此两件皆不肯售者，恐来索取，无词推脱也。纸色能略做旧更好，若染色则不必矣。”事情的结局见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送还边仲思转借秘氏书画册。麓台山水、老莲笠屐图，已令承之摹本易之。”就这样，在“极细心”的宁波知府的眼皮底下，顾家将两幅画调了包。

过云楼藏任薰《自锄明月种梅花图》

过云楼藏王时敏《秋山晓霁图》

胡雪岩作为巨商，精明一世，可他的书画同样被顾家偷换，情节更加“引人入胜”。

胡雪岩何时将五件卷册借给顾文彬观赏，在顾氏日记和家书中暂未看到。但在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顾氏父子已经开始商量怎样暗换它们，并且顾承已拿出方案。在此年第九十三号信中，顾文彬说：“山堂字、倪文贞札，办法均好。惟以元春易包山，大可不必。不如以旧纸对临包山卷，裱好还之。合锦册，亦以对临一本为是。”此后顾承寄来了临摹的倪元璐（文贞）书札和蒋山堂字卷，逼真得让顾文彬也未分辨出来。他在第九十九号后之不列号信中说：“寄来倪册、蒋卷，皆预备还胡者。我乍见倪册，尚认为真，故前信有双绝之语，及细审而后知之，足见优孟衣冠之妙。此外一卷两册，皆以对临为妙，若以他卷他册截款为之，决不能如此泯然无迹也。渭长册若阜长以为真迹，即托其徒印摹六页，裱好还之。若不真，即以原册还之。五件以不留一件为高，并可为下次借物地步。苟留其一件，嗣后即不便再借再看矣。”一边谋划侵吞，一边还盘算再借，顾氏父子做事算得上气定神闲了。

到十一月十五日，摹本还没有做好。顾文彬在信中又指授机宜：“胡处包山卷、渐江册，汝既以对临为费事，以他册易之，谅未必看得出。惟无名氏百鸟卷，我尚以为不值，如家藏有逊于此者，何妨另取一卷。我记得有此间买之假文嘉卷，甚属下品，似已为汝带回，可捡出用之。剑仙六页，托阜长之学生钩摹一本，谅非难事。时人之物，恐雪岩记得耳。”

这一方案最终被采用。十二月初三，顾文彬用两件临摹的伪作、两件不相干的劣作换下真迹，归还给胡雪岩。任渭长的剑仙图，则由胡雪岩相赠。五件书画全数改换门庭，归过云楼收藏。

事情看起来很圆满，但出乎意料，胡雪岩居然看出“包山卷”被偷换，又找上门来要求换回。顾文彬在同治十三年第五号信中说：“去年所借胡雪岩卷册送还之后，又将包山卷退回。伊尚记得是人物卷，兹忽变为花鸟卷，故必欲换回，可见此等人心思甚细，不可欺也。我本嘱汝临一副本，汝藐视雪岩，以为断记不得，今竟何如？汝若以包山卷为不可失，则仍照我前议，用旧纸临副本还之；若以为可得可失，则竟将原本还之。”

用花鸟画调包人物画，还认准对方看不出来，这是何等自信。不过这次顾承没再费心临摹或寻找替代品，而是将原画寄回。在第八号信中，顾文彬无奈地抱怨说：“包山卷收到，当即还之。此卷画既明秀，题咏皆名手，大可藏得。若波即无暇，此外岂无能临之人？汝一味因循怠惰，不得已挑剔石角一人以为藉口，阑珊之意于此可见矣。”

对顾家来说，这是一个遗憾事件。如果顾若波有时间，或顾承不那么怠惰，过云楼就会多一件藏品。对今人来说，这是一段幸运的历史，它让我们不会因震慑于法书名画的万丈光华，而对其背后隐约闪现的欢颜与泪水毫无所见。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