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转学的状况，考验着家长和孩子的心态，也考验着天津教育系统的承压能力。

【资料图】

撰文 | 孙译蔚 熊韧凯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最终，于秀莉还是做了这个“非常难”的决定，将孩子转学到天津。

两年前，“北漂”于秀莉身边便有不少朋友搬到天津。于秀莉也考虑过这件事，可一想到要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重新开始一份工作，夫妻二人也要异地，想法就暂时搁置。

几乎没有人支持于秀莉，包括她的丈夫。和身边一些佛系家长一样，丈夫觉得孩子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不能在北京高考，但总有地方可以上学。他抗拒的另一个原因是压力大——到天津，意味着要买房，要还贷款，于秀莉要到天津陪孩子，经济负担会沉重地落到他头上。

但对孩子上什么学, 于秀莉是有要求的。夫妻为此争吵多次。

之后，孩子升学这件事，全家几乎只有于秀莉一人操心。那段时间，她每晚很难入睡，早上起床后，便坐在书桌前，边上网查资料，边做笔记，偶尔打电话咨询。整理完资料后，她召集全家开会，最终决定举家搬到天津。

和于秀莉一样，因天津的高考优势、便利的落户政策，越来越多人涌入天津，2022年12月，为有效缓解天津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压力，天津市政府决定未来三年将新建、改扩建一批普通高中，新增2.6万余个普通高中学位。

但进入天津，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2018年5月，天津市河西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院外张贴的市人力社保局要求及排队的年轻人。（ICPHOTO 图）

涌入

在于秀莉查找的资料里，最重要的就是天津的高考数据：

天津有三所211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2021年，天津高考报名人数约56000人，有高考成绩的是约54000人，高考人数全国排名倒数，本科录取最低分数线为463分，约75%的考生可以考上本科。

于秀莉和丈夫在北京落不了户，而老家河北，高考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地狱模式”。河北高考人数在全国排名前五，2021年的高考人数为63.4万人。

河北只有三所211大学：一所是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一所是河北工业大学，校址在天津，还有一所是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主校址在北京。在河北，上一所本科学校都不容易。

正因如此，天津成了京津冀地区，乃至山东、山西、河南等周边省份家长涌入的“高考洼地”：教育资源优质，高考相对容易，买房、落户的门槛又远低于北京。

去年，一凡和丈夫决定存款到天津买房。毕业后，她和丈夫选择到秦皇岛。丈夫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她在工厂做文职。两人工作稳定，朝九晚五。他们在秦皇岛买了自己的房子、车子。

2019年秋，他们的宝宝出生。一凡所在公司的一名新员工告诉她，自己高中转学到天津，考了一所澳门的学校。一凡感慨同事父母的明智，也意识到城市对教育的重要性。她和丈夫决定做出改变，跳出舒适区。

去年年初，一凡的丈夫换工作到天津。如今，一凡和孩子在秦皇岛留守，等在天津买房后，他们再举家搬过去。

一凡和丈夫都来自四五线小城市。小学时，父母把一凡从农村转到市里读书，她的丈夫也是初中从镇里到了市里。“父母用尽最大努力为我们创造条件，现在，换我们做奋斗者。”一凡说。

于秀莉也想给予孩子更好的学习环境。小时候，她家并不宽裕。小学毕业时，赶上初中划片政策修改，于秀莉上了一所比较差的初中。当母亲问她要不要找人，把她换到一所好一点的初中，她留恋这里的朋友，和母亲说，可以靠自己努力，取得好成绩。但在这所初中，几乎没有人学习，老师的教学质量也一般，学校的升学率很低，于秀莉最后上了一所普通学校。

2022年4月23日，天津市高考英语科目的考试举行。（ICPHOTO 图）

高中毕业后，母亲希望她去更广阔的世界，为供她到北京读大学，于秀莉家冬天的菜只有白菜。“我来到北京，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拥有了更多机会。”于秀莉也希望通过转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环境，“我当然希望他能通过努力，达到一定高度，但即便我费了诸多周折，搬到天津，孩子仍没考到一所理想大学，我也能接受。至少我自己问心无愧。”

买房，是一场搏斗

想来天津上学的家庭，大都选择买房。

天津城六区分上三区和下三区，上三区是和平、南开、河西，下三区是红桥、河北、河东。城六区聚集着天津市一批最好的高中，也是家长买房的重点区域。

选房最先考虑的，是有多少预算、对孩子将来的规划是什么。一位和平区的中介表示，同样是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上普通小学的只需200多万，上重点小学，可能要加100万。还要考虑房子是否可以居住，是否容易卖出。按照和平区的政策，孩子要上学，三岁时要买房，初中毕业才能将房子售出。这中间有10多年的时间。

甚至还有那种“拆间”，十几平方米，只有一间屋子，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产权也属于国家，但总价却高达一两百万。但为了孩子上学，依然有不少家长购买，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和平区是天津市公认教育资源最好的区。但政策的变化也让一部分想在和平区购房的人望而却步。2021年8月31日，《天津市和平区小学就学和初中入学政策调整办法》出台，规定“小学一年级登记入学，须持有与和平区户籍地址相同的房产满三年”。新政设有过渡期，2023年入学，须在2022年8月31日之前持有房产。

因此，许多购房者转而将目光投向第二梯队的河西区一片。

2021年底，刘菲菲花142万在河西一片买了一间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100多万可以在河西二片和三片买一间更大的房子，但这里的初中质量不均衡。“进入垫底校，孩子就彻底毁了。”

刘菲菲现在每个月要还近15000元贷款——天津的房子3000多元，北京的房子1万多元。

因孩子和老人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刘菲菲把天津的房子租了出去，每月收租1300元，又花2800元租了两室一厅。河西区一片的房价也在迅猛上涨。刘菲菲买完房后十几天，她的房子就涨了近10万。

与刘菲菲一样，于秀莉搬迁天津的计划，落到实处也不过是套三四十平米的小房子。

于秀莉的丈夫做会展，疫情三年，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他们最终也决定在河西区买一套一居室。为维持和在北京同样的生活质量，于秀莉计划把房子租出去，再租一套两室一厅。

中介见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一套一居室里住了五口人，用柜子挡在中间，改装成两居室。

2023年2月24日，天津市中心城区和平区一房地产中介门口。（ICPHOTO 图）

曾经，避开城六区学区溢价的一种方式是，在天津买非学区房，让孩子在老家读完高中，直接到天津高考。但去年天津出台新政，在津参加高考，需满足3年学籍。也就是说，想在天津参加高考，在外地上完初中后，便要到天津上高中。

2018年，天津市实施“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原本在北京工作的孙喆顺势在天津落户。在此之前，在天津买房子才能落户，现在则可以直接落户。截至2021年4月底，该计划已累计引进人才38.7万人。

而孙喆选择到天津落户、买房、工作，甚至接受薪资降低，也是为孩子能在天津参加高考。他的一位同事2020年买的房。同事的孩子在河北上高三，后来在天津参加高考，考了一所211大学。同样的成绩在河北，可能只能上一所一本学校。

孙喆的孩子正在河北上小学六年级，河北和天津的教材都是人教版，他们原本也准备让孩子在河北上初中、高中，直接到天津高考。

但新政打破了计划。孙喆的妻子担心孩子在河北上完初中，无法适应天津的高中生活。他们决定今年6月孩子小学毕业后，9月便到天津上初中。各项安排因此变得紧张起来。

一凡刚开始来天津看房。过完年，天津的房价蹭蹭上涨，一凡之前关注的很多房子不是成交，就是涨价，她和老公也坐不住了。四月的一个周六，一大早，他们便坐火车到天津，直接和中介汇合，开始看房。

三室，四楼以下，上午看的两套房子符合他们最初的要求。但这两个小区的地理位置离小学、初中都不近，他们直接放弃。

近一点的，按他们的预算，只能买得起便宜些的顶楼。爬了几个六楼后，一凡觉得“顶楼真的太痛苦了”。她想到以后每天要爬一次，而且日后出手也比较困难，就犹豫了。

“看了一天房太累了，身体累、心也累，喜欢的买不起，买得起的不如意，处处要妥协。”在追求更好生活的道路上，麻烦就像六楼的楼梯，一层之后还有一层，如此直观地让你喘不过气。“与自己理想的房子妥协，与现实条件妥协，非常难受。”一凡说。

落差

到天津，一切才刚开始，这里也很卷。“天津孩子的英语水平普遍比较高，单词量很大。有的孩子之前在老家英语算是最好的，结果去了天津第一次月考就不及格。”在于秀莉看来，天津教育给了外来孩子一个下马威，“还有些家长说，天津的学校教育比较放松，基本全靠课后补习班。”

大量转学的状况，考验着家长和孩子的心态，也考验着天津教育系统的承压能力。

“越临近转学，越焦虑，担心孩子是否能适应新环境，自己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夫妻分居会不会出问题。”于秀莉说，后来她才知道，一个班里可能有很多转学生，“孩子不需融入集体，所有人面临的都是陌生的环境。”

当转学的背后是家庭如此大的投资和付出，亲子关系也难免受到影响。

刘菲菲现在仍在北京工作，奶奶在天津陪孩子上学。疫情最严重的半年，刘菲菲几乎没有去过天津，孩子也没法回北京。孩子平时放学回家后会看一会儿手机，要是奶奶让他去看书、写作业的规劝无效，刘菲菲还要经常进行“远程教育”。每天孩子放学回来后，刘菲菲就从摄像头里盯着他学习，一直要看到晚上十一点左右。

2021年6月2日晚9点多，高考前5天，在天津一家K书自习室内，高考生们扎堆复习功课，做最后的冲刺。（ICPHOTO 图）

刘菲菲也考虑过全职陪读，但迫于经济压力，没有落实。当她告诉儿子，自己决定不辞职时，儿子反而挺高兴。他觉得，如果刘菲菲为自己辞职，自己又考不到理想成绩，压力会很大。他谈及同学的家长辞去经理职务，到天津陪读，同学感到压力很大。不过他另一个同学的父母则是在北京工作，因过于繁忙，很少到天津，同学的心情也很差。

疫情放开后，刘菲菲就每周末从北京到天津去陪孩子。

当希望利用信息差、为逃离“卷”而来的人多了，一种新的“卷”又在这些人之间形成。

如今，刘菲菲的儿子报了两个补习班，一个数学，一个语文。补习班的时间一般是两个多小时，上完就快到睡觉时间了。她前同事的孩子报了三个补习班，意味着一周三个晚上都被占用了。

刘菲菲的丈夫估算了一下孩子的分数，没有达到班级前5名，很焦虑，因为这样的成绩可能达不到天津市内五所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

刘菲菲最近才听说，南开中学的初中生都要把成绩维持在班级前20%才有希望直升本校。“好中学的孩子都这么内卷，如果我们不努力，就更加没有希望。”

4月初，刘菲菲参加了儿子学校的家长会，主题是如何在孩子低落时，帮助他们做好心理建设。她听说天津的中小学都开展了相关主题的家长会。了解到现在很多孩子都被心理问题困扰，甚至自残，她又说：“不管怎样，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

到了天津也不代表会一帆风顺，还是要接受无常。

孙喆一个亲戚的孩子从外地到天津，在武清区最好的私立中学之一上学。在天津，他上各种补习班，一年十几万，成绩排在班级前几名。但后来，情况越来越差，他突然不想学了，任何规劝都无用。如今，他可能处于无法考上高中的境地。

所以，孙喆坚持去天津陪孩子，即便在那里赚的钱不如在北京多。他希望以身作则，找新工作，适应新环境，引导孩子，通过学习改变自己。“不能因为父母给自己创造良好的条件，就不努力，想要更好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

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这个陌生的城市，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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